位于沈家门缪家塘四十号“四德新邨”——现为普陀博物馆
荷外沿港路旧景
旧时渔妇的织网场
博物馆是历史的浓缩和剪影，那里面的历史记忆，已省略了过程，过滤了欢笑或泪水，但保留了承载历史的事实本身。我不太喜欢历史的一般过程，而更喜欢关注改变历史方向的那些“拐点”，以及造成这些“拐点”的原因。历史的辉煌或衰落的过程，留给历史学家们去说吧，我在史页里撷取的，仅仅是一些被一笔带过的诱因或细节。但我认为，那恰恰是改变历史方向的要害所在。比如沈家门港，这个与挪威的卑尔根港、秘鲁的卡亚俄港并称世界三大著名经济渔港的综合性渔港，其变化方向，就是由那样一些诱因或细节组成……
——历史传说，也是历史记忆的一种。历史具有多种解读方式。其中的“英雄创史说”，也包括那些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人物。有时候，“英雄”改变历史，容易到只凭一时高兴，即可决定历史形态；有时候，对某个属地看着不太对劲，于是朱笔一挥，不费吹灰之力，历史的车轮会突然来个大逆转……
翻开沈家门的地名史册，越过时光之海，有一段最早的官方文字进入了我的视线：北宋宣和五年（1123），徽宗派徐兢出使高丽，五月二十五日，徐兢的船队在沈家门抛泊，称沈家门为“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之地，并记“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这个大姓，便是沈姓。
可见，沈家门地名是由沈姓与海域地理结合构成。
关于沈家门地名的传说很多，但我似乎对传奇色彩的民间版本说，更感兴趣。
相传，从前有个沈姓的大臣，做过帝师，人称沈国公。此人喜欢游山玩水，懂得阴阳五行，会看“风水”，也会破“风水”。他还有个怪脾气，凡看到“风水”好地，总想造一座寿坟。一天，沈国公奉旨出京南巡，乘船来到如今的沈家门，一口气爬上岭陀山，登高一望，发现这里竟是块风水宝地，就很想在此造寿坟。他回到京城，向皇帝复旨以后，趁机要求皇上恩赐这块风水宝地。大概那天皇帝心情很好，又听国公把那属地海岛描绘得仙境似的，皇帝一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既然国公想造寿坟，朕就赐你一箭之地吧。
皇帝一高兴，历史的拐点就产生了。
这“一箭之地”，便是东边青龙山和西边白虎山两山之间的距离。沈国公喜得宝地，赶紧在两山中间造了一座大寿坟，还专门请石匠师傅刻上了一副对联：“青龙卧镇沈家地，白虎俯视东海门。”
“风水宝地”的消息一传开，人们纷至沓来，不断迁居到这块宝地落脚谋生。刚开始，渔民们将此地叫做“沈家坟”，久之，慢慢叫成了“沈家门”。
岁序轮转。来此谋生的外地移民越聚越多，沈家门港市便渐渐形成。
如果，当年大臣汤和不作片面武断的“倭患之奏”；如果，大明、大清皇帝忧心忡忡的目光只对这个偏远之岛一扫而过，而不是久久停留顾虑过头的话，沈家门的繁华，将会顺风顺水地自然生长。
不幸的是，历史偏偏在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拐点”。
明洪武年间 “片板不得入海”和清初的“海禁”令的颁布，令大批岛民外迁，群岛荒芜。
就这样，难逃一劫的沈家门港，整整空白了三百年。
到了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大帝站在疆图前，琢磨着纸上的万里江山。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荒芜已久的舟山群岛，久久没有移开。此时，“三藩之乱”已平定，沿海倭患已除，大清江山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康熙盛世”已成气象。
康熙明白，眼下，该是开禁的时候了。
再说了，东南沿海毕竟有得天独厚的渔盐之利，况且，早年那些因“海禁”而流徙大陆的岛民，一定十分思念自己的故乡。
或许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考虑，又或许是对流徙子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总之，这一年，康熙大帝御笔一挥，一道“开禁”谕旨迅速下达东南沿海的地方官手里。
于是，三百年的空白历史，一夜之间来了个大逆转。
这一来，沈家门港人气指数直线上升，渔业渐兴，商贸日盛，沉寂的渔港重新热闹起来。
至光绪年间，沈家门渔港已是一个“市肆骈列，海物错杂，贩客麋至”的繁华之地，福建、温台、鄞县及周边海岛船帮都在这里避风锚泊补给，建立渔公所，沈家门也就成为东南沿海一带的渔业生产基地，并一跃跻身世界三大著名渔港。
海山叠叠补红霞，
茅屋村村绕白沙。
趁市船归潮有信，
落帆风好水生花。
荻芦烟软藏渔户，
杨柳荫浓护酒家。
贾利及时夸富有，
只因鱼米胜桑麻。
晚清文学家刘慈孚的诗作 《沈家门》，让我们穿越时空，一窥当年的繁华景象。
——诸多的创史说中，有一种可称“外族创史说”。显然，这种外族创史论，仅仅是历史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但它却又是真实存在的。无可否认，外族改变历史的走向，大多是以征服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当然，历史变化的结果，不一定出自他们的本意，但就在不经意中，历史却悄悄拐上了意想不到的轨道……
进入民国二十八年（1939）6月，日军从沪上南下，侵占沈家门，并封锁渔港。这一来，渔船无法靠泊，渔业很快衰落。
这不是断人之生路吗，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绝望期，也是一个产生畸变的拐点。
果然，此消彼长。很快，一个奇特的现象产生了——港口的商贸业却畸形地繁荣起来。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畸形的嬗变？
梳理历史的脉络，我发现，原来，深知该港“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瓯闽，西通吴会”的区域优势和经济军事优势的日本人，出于其利益的需要，控制沿海诸岛后，便下令划定沈家门为“特别区”，允许走私。这样一来，反倒激活了“活水码头”的功能，增大了商贸自由度，而商贸业的繁荣又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一时，各类商店连片开设，店铺林立，各业兴旺。
有记载表明，当时仅棉布业就由7家增至20多家，外地客商还开设酒楼、赌场，单帮、掮客、贩子纷至沓来。饮食业、服务业、烟杂业星罗棋布。其时，从大道头（今中大街南口）至石灰道头（今海军码头）约500米路段，西侧商号就有200余家，境内商号总数上千家。
随着都市繁荣，商业发达，文化生活也同步跟上。民国初期，已有大陆许多剧团来此演出。鲜为人知的是，著名越剧艺术表演家尹桂芳，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家门西横塘简易剧场由花旦改唱小生，尹派唱腔由此起源。
可以想象，当年的沈家门渔港，必定是小舢板来往穿梭，起锚拔篷号子和岸上的叫卖声等交相混杂，彻夜不绝于耳……
民国二十九年 （1940）2月14日上海《申报》评论：（沈家门）“其繁荣不亚于战前之上海南市”。因而有“小上海”之称。
这段日军占领下“特别区”里的畸形繁荣，就这样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渔港的历史走势，成为一道绕不开去的历史断层里的奇观。
当时，有一个名叫黄德财的黄姓四兄弟慕名而来，从镇海小港的一座古宅拆购了一座偏楼，移至沈家门原拆原造，宅名“四德新邨”，开设“黄泉源”渔业商行，此宅存世至今，见证着那个年代的鼎盛。
而谁也不曾预料的是，这个独特的历史遗存，经过当地政府和有关人员整整一年的筹建，于2002年10月16日作为全省首家县级渔业博物馆——普陀博物馆正式开馆后，又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储存并提供了包括“断层奇观”在内更多珍贵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信息。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个主体，当然也包括普通人。在历史的册页上，“普通人创史说”，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尽管，由于种种限制，他们未必能最终占据历史的主导地位，但在历史的侧翼或者说支流，他们仍然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或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丰富了历史的内涵……
渔港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最主要的是海损事故频发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和治安纠纷问题越来越突出。毫无疑问，这直接牵涉到渔民的人身安全和生存状态。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查阅史料，从宋至明，官方律法找不到相关条例，大清律也没有直接触及这个问题，地方政府更是一片沉默。
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出了事岂不乱套？
事实上，出的事还真不少，海难是常有的事，海上船毁人亡不说，上了岸，事故方与船主弄不好又得闹出人命案。港大船多人也多，至于打架斗殴，渔事纠纷更是层出不穷。
这是一个历史的盲点，也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一次次血的教训和血的代价，终于让渔人们清醒过来：必须自己创立一种“律法”，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卫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
这样，就有了清光绪年间的渔港“民间海事法”和“民间抚恤条例”。其具体内容是以碑文形式，勒石告示。
在普陀博物馆，我找到了两块这样的勒石碑文拓片：一块是清光绪元年（1875）12月由桃花庄柱首唐节之等磋商确定的“海不扬波”碑文，一块是清光绪二年（1876）8月，由虾峙庄林云龙柱首等研究确定的“渔商农莆”碑文。
有意思的是，我在史料上发现，此事从开始到整个运作过程，既听不到地方政府的声音，也看不到相关官吏的身影，担此重任的，主要是方外之地的寺庙里柱首，其资金也来自寺庙地产及船主捐助。
看来，这种无利可图还要倒贴钱的麻烦事，无论政府还是官吏，都是不愿染指的。
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才有地方官送来迟来的爱，一起参与受理此事。
佐证此事的，是一块曾立于沈家门港口中心地段的“奉宪勒石”，此碑由鄞县鄞东乡（东钱湖）渔户、职员曹领忠等联名呈称，定海理民府正堂吕，于光绪二十九年所立。
“奉宪勒石”碑上载明：“凡遇风潮不测失足落水渔户……由公所给发丧等资费钱二十四千文”，“子幼少由公所每月给钱五百文定其子十六岁为限示体恤。”……
这些规定，顺天理，得民心，对死难者家属是一个极大宽慰，尤其对遗孤子女照顾抚养到16岁，开启了普陀港区海域之先例，为渔港长治久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事实上，普通人的力量的确不可忽视，上述改变这一历史走势的事例足以说明，如果没有前面来自民间力量的推动，就不可能有后来官方的共同作为。
这不禁令我想起一句伟人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